作品思想

全书分为释冤、辩诬、鞫情、议罪、宥过、惩罪、察奸、核奸、摘奸、察匿、证匿、钩匿、察盗、迹盗、谲盗、察贼、迹贼、谲贼、严明、矜谨二十门。清朝四库全书将上述二十门归入八卷。

卷一为释冤上。郑克认为人们遭受冤枉，大多是起因于案情是非难辨，而判案的官吏又不能细查慎处，便躁怒地滥施威刑，结果导致无辜蒙冤。他反对刑讯逼供，认为执法官的明察可以释冤，古人核查案件办法极多，卜筮之言，奇怪异常之事，都要竭尽心力进行分析。核查案情的方法，大概有三种，一是察色，一是察辞，一是察情，如果犯罪事状稍有可疑，不应急忙地信以为实，长期拘押，为之伸理，从道理上讲也是应该的。执法官用诈谋钩取隐情，,用以验证诬告，目的是为了平反冤狱，亦是可行的。执法官哀怜无辜，细查慎处，合乎《周易》所说议狱缓死之义，所以能捕获真正贼犯。君子所贵者，不在于核查奸伪，而在于平反冤狱。最后郑克发出若非军侯受财不诘，则此狱岂难辨乎？惟上下相蒙，不以狱事为事，故莫之辨耳广的感叹。

卷二为释冤下，郑克揭示了负责巡捕的吏人，有时放纵盗贼，却逮捕无辜的平民作替罪羊，平反昭雪全要靠官吏能否明察。他对掌管刑狱者提出规劝，滥杀好人，枉死无辜平民，都是由于官吏们不仔细谨慎地追赃索证，而急于结案造成的。只凭赃证，不觉情理，赃据有时不是真赃，证据有时不是实证，只有根据情理加以辨查，然后才不至于冤枉无辜。法官考察案情，假如怀疑其中有冤，即便囚犯并无冤词，也不可以急忙判决的见解。他主张审理案件要徐缓，,戒在严酷急躁，大凡辨查案情，或根据神气相貌，或据情理，或据事迹，这三条都足以判知犯人是否含冤。他反对吏人肆意进行拷打，使无辜平民含冤而死，作为主管刑狱之官的鉴戒。情理与证据并用，能够辨清冤情。人们诉冤，最怕受到压抑阻塞。疯子和哑巴都是为人所忽略和鄙弃的，他们有了冤枉，不能伸理，也很可怜。

卷三为辨诬和鞫情。郑克说明了一个道理：一定之理虽是一定不变的，事情却有偶然巧合，固执着理去处理事情，有时也行不通，结果精通事理之人反被晓畅事故之人嘲笑。只有如滚珠那样滚动不滞，像镜子那样映照难欺，才能事理兼明，从而情状必得。他指出辨明诬陷的方法是见闻广博，观察深刻，不被欺惑。诬陷本身并不难辨明，但有时迫于威势不敢去查清，这种案件就只有见义勇为的人才能处理了。智慧不足，就会有所迷惑，从而对难查的诬陷就不能辨明；,勇气不足，就会有所畏怯，从而对易查的诬陷不敢去查辨。仔细耐心地进行审讯，案问他们所抵赖的，揭明他们所隐瞒的，使他们理屈词穷，真情暴露，势必自动屈服，这样就用不着严刑拷打了。审讯案件的方法，或是先根据犯人的面色进行考察，或是先根据犯人的供辞进行考察，确知他们不属于负冤被诬之后，再检验事实，验证实物，仔细耐心地进行审讯，这样就没有查不清的真情了。审查案情的方法，有正，有诈。只要方法精熟，案情一定能够查明。,那些专靠严刑拷问的人，乃是没有办法的人。

卷四为议罪和宥过。郑克讲出这样一个道理：同是冤痛之情，有的得到伸理，有的却被抑屈，这里面有着当时的具体环境与具体条件。封建法律是根据封建伦理精神来具体执行的。执法要公平，以为天下示范。设身处地去评议事物就是实，舍弃现象去探求真情就是真，二者相合，就是追求真实。他主张正确使用法律类推原则，处理法无明文规定的案件。

卷五为惩恶和察奸两门。郑克认为惩治奸恶乃是减少诉讼的方法。宥过门纪载的事情，有的是在法律之中加以取舍。惩恶门记载的事情，有的是在法律之外加以诛戳。二者之所以不同于议罪门，就在于议罪门记载的事情，其处罚和决断都有所依据，或轻或重没有不符合法律的。他主张君子惩治奸恶，不必都在法外进行诛戳。折狱龟鉴之为书，以释冤、辨诬、鞫情、议罪、宥过、惩罪、声明、矜谨八篇为正，而关于奸、匿、盗、贼的十二篇只是作为惩罪的例子。,古人惩治这四种罪恶，以严明为主，以矜谨为辅。

卷六有核奸，极奸、察匿、证匿四门。郑克用一系列故事说明这一个道理：揭发奸伪，钩取隐匿的方法，都和审查案情的方法相同，但必须使用诈谋之术。尽心于事的君子也不可忽视。人的互相杀害，不是因为仇杀，就是因为财和色。

卷七为钩匿、察盗、迹盗、谲盗、察贼、迹贼、谲贼七门。卷八有严明和矜谨两门，郑克主张严明的佐证，认为办案的态度要谨慎、怜惜。

《折狱龟鉴》是要为断狱者提供借鉴，借一个个生动的案例及其后的按语，讲出在具体办事过程中，执法官应遵循的种种方法和应持有的态度，包括如何分辨、是否为冤例，为民伸冤；反对刑讯逼供，可以用正面的方法如明察，也可以用反面的方法如诈谋发现真正的罪犯；哪些过错可以宽宥，哪些不能姑息。还有用物证察明案情，对嫌疑犯察言观色。严格遵守法理，深入体察人情，办案要持着矜谨的态度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