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修过程

第一阶段

主要是当时政治上不稳定的原因。《明史》的正式开馆修纂始于清顺治二年五月初二。据清朝顺治实录记载，当日以修《明史》总裁官内三院大学士冯铨、洪承畴、李建泰、范文程、刚林、祁充格等奏请，正式设置副总裁官，以学士、侍读学士詹霸等十一人充任，并且选定编纂、收掌、誊录官。

此时正值清兵入关之初，清朝立足未稳便急于诏修《明史》，其目的是显而易见的。一是以此宣告明朝已亡，而当时南京的弘光朝廷正与清朝南北对抗，修《明史》便是不再承认弘光的南明政权存在。二是以此笼络明朝遗臣，通过编纂《明史》，使那些降清的明朝汉族官员有一种情感上的寄托。

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开馆修史的条件是根本不具备的。虽然到五月十五日清军攻入南京，南明弘光朝廷灭亡，五月二十八日清廷宣布平定江南捷音，但是实际上清军在江南遭到了军民的坚决抵抗，尤其是清廷公布剃发令后，更激起江南百姓的抵制。其中著名的战斗有阎应元领导的江阴保卫战，固守孤城达两月之久。

南明弘光政权覆灭后，明臣黄道周、郑芝龙等奉唐王朱聿键于福州建立了隆武政权；与此同时，张国维、张煌言等奉鲁王朱以海于绍兴监国；李自成农民起义军余部也与明总督何腾蛟结合抗清。到顺治三年，明臣苏观生等奉朱聿鐭在广州建立了绍武政权，丁魁楚、瞿式耜等又拥立桂王朱由榔建立了永历政权。顺治六年，张献忠农民军余部在孙可望、李定国率领下，与南明永历政权结合，成为抗清主力之一。

在清军占据的北方各地，与南方抗清形势呼应，山东、山西、陕西、甘肃义师纷起，一些降清明朝将领也先后举旗抗清，在全国范围内，几次掀起抗清高潮。例如顺治九年李定国率军收复宝庆、全州、桂林的战役，迫使清定南王孔有德自杀。顺治十年至十一年，明鲁王部下张名振、张煌言等率舟师攻入长江，直抵南京近郊；郑成功亦率水军攻克舟山。这样的抗清斗争，直到清康熙初年，南明永历帝被吴三桂所杀，郑成功、李定国先后去世，始告一段落。,而与此同时，一些急于做官出仕的汉人知识分子如魏象枢、汤斌等人则急不可耐地参加了清廷所组织的科举考试，率先应试取中，从此大开了汉人高级知识分子参幕清廷的先例。

在这样战火纷飞、政局未定的情况之下，要集中大量人力物力开馆修史，是根本不可能的。

清康熙八年，康熙皇帝拘禁权臣鳌拜，开始亲政。然而此时政局又有新的变化。康熙十二年，由于平南王尚可喜、平西王吴三桂和靖南王耿精忠撤藩而引发了三藩之乱，从此，又开始了长达八年之久的战乱。直到康熙二十年十月，吴三桂之孙吴世璠自杀。三藩之乱期间，清廷集中全力平叛，仍然无暇顾及《明史》的修纂，因此，当时朝廷在顺治二年所下编纂《明史》的诏令，实际只是一纸空文，它的政策作用远远超出了它修史的作用。

《明史》编纂第一阶段无绩可言的另一方面原因，是史料的缺乏和人力的不足。当时不仅没有力量整理明朝的邸抄和档案，而且在征求图书时，献书者也极少，就连最基本的史料明代历朝实录也不完整，天启朝实录缺少七年以后部分，崇祯朝因亡国而无实录。如此种种，也限制了《明史》编纂工作的进展。

第二阶段

直到三藩之乱基本平定之后，清廷才有力量集中人力物力正式动手编纂《明史》，其间已历时三十五年之久。真正动手修史，是康熙十八年以后的事。康熙十七年诏征博学鸿儒，次年三月，试博学鸿儒一百四十三人于体仁阁，取一等二十人，二等三十二人，命编纂《明史》，从这时候起，正式动手编纂《明史》的第二阶段即告开始。

康熙年间编纂《明史》者，可谓人才济济。有当时的著名文学家朱彝尊、尤侗和毛奇龄等人。但出力最多的是清初著名史学家万斯同。

这里，应当提一提我国史学史的一段公案。原来，明清之际，有一些明朝遗臣和反清志士十分重视明史的研究。杰出思想家黄宗羲曾编《明文海》四百多卷，并著有《明史案》二百四十卷；顾炎武也辑存有关明朝史料一两千卷。清朝统治者入关后，为笼络明朝遗臣、社会名流，曾有意开博学鸿词科。虽然有睢州人汤斌等汉人积极参与，但黄、顾等人仍然秉持文人的骨气坚持不肯与清廷合作，但为着保存明朝真实史迹的目的，仍派出了得力助手参与明史的编纂。,黄宗羲的得意弟子万斯同，便是当时被委派参加《明史》的编撰人之一，万斯同是一位出色的史学家。黄宗羲的儿子黄百家、顾炎武的外甥徐元文，也都参与其事。这样，就相应地保证了《明史》的质量。

清初著名学者钱大昕曾评论万斯同：专意古学，博通诸史，熟于明朝掌故，对自洪武至天启的实录，皆能暗诵，了如指掌。他先后编写和审定两种《明史稿》，各有三百和四百多卷。因此，可以说，《明史》的初稿，在万斯同时代已基本上完成了。万斯同死后，先后三次任《明史》总编的王鸿绪，把万氏的《明史稿》进行了改编，于康熙末年和雍正初年两次向皇帝进呈。这便是王氏《明史稿》本。史学家对此大加赞赏！

第三阶段

到雍正元年正因为康熙十八年博学鸿儒科及其编纂《明史》只是康熙皇帝的一种政治手段，所以其结果也必然会时重时轻，迁延时日，前后用了将近五十年时间，直到康熙皇帝病逝，雍正元年仍然未能完成这部官修的前朝史。但是，这时的情况与顺治二年下诏初修时已经大不相同。除了政局稳定，经济也逐渐恢复，到康熙后期更出现了繁荣盛世，这些都为《明史》的编纂工作提供了良好条件，无论从人力物力还是资料的征集方面，都是前所未有的。因此，,这近五十年时间，虽然未能完成《明史》的编纂，但却是《明史》成书的关键阶段。我们现在所见《明史》之雏形便是在此时形成的。到雍正元年为止，先后完成了四部《明史》的稿本。一种是万斯同审定的三百十三卷本，另一种是他审定的四百十六卷本，这两种稿本都被称作万氏《明史稿》。此外还有王鸿绪于康熙五十三年进呈的《明史》二百零五卷本，这实际上是在万氏《明史稿》基础上删削编纂而成的。到雍正元年六月，王鸿绪又一次进呈《明史稿》，,包括纪、志、表、传，共计三百十卷，这便是王氏《明史稿》，即后来刊刻的所谓《横云山人明史稿》。至乾隆四年，清政府又第三次组织人手修改明史稿，这才形成定稿的《明史》。因为这次修书总裁为张廷玉，因此现在通行的《明史》题为张廷玉等撰，张廷玉也是唯一在在清朝中配享太庙的汉人。

经过三次编纂，费时几十年。《明史》的确有不少长处。首先，它体例严谨，叙事清晰，文字简明，编排得当。史评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曾将辽宋、金、元诸史和《明史》作了比较，认为未有如《明史》之编纂完善者。其次，《明史》的史料较为丰富。当时可资的第一手史料很多，除一套完整的明朝各帝实录而外，尚有邸报、方志、文集和大量私家史乘。朱彝尊修史时《上总裁第二书》中说，仅各地的方志藏于国家图书馆者，即达三千余册之多。,此外，如明人王世贞著述的《锦衣志》、《中官考》等，都对明朝特务统治和宦官之弊有系统地作了介绍。这些，都使明史的修撰者们较之各朝修官史者，有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第三，《明史》有些地方持论公允，也能秉直书写。如熊廷弼的功罪问题的记载，都很有参考价值。第四，《明史》在体例上有新的创造，在列传中专列了阉党、流贼和土司三目。宦官专政为明朝一代历史的重大问题，《阉党传》记载了王振、刘瑾、魏忠贤等宦官党羽祸国殃民的罪行。

《明史》编纂的作者们对李自成、张献忠等义军头领立传时称为流贼，完全是当时社会执政者的视角记载，也为统治者总结了经验：至于亡明，剿抚之失，足为炯鉴。但客观上为后人保存了明末农民战争的某些可靠史料。《土司传》专写西南少数民族的情况，分湖广、四川、云南、贵州、广西五个土司传。这些传，保存了大量这一带少数民族的重要资料。国内少数民族的历史，大半可以追溯到明朝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