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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朝政府清水江林木市场经济调控法律制度研究(2)

    发布时间: 2019/6/26 13:36:04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论文联盟
    文字 〖 〗 )
    既然外部市场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与国家对木材的需要有关,那么清水江下游林业市场的形成与国家权力的介入便有了很大的关系。虽然在中央王朝进入清水江流域之前,这一带已经最初的集会市场,而国家权力进入该地区后,经济模式才发生本质的变化,从国家角度来看,清水江流域苗侗人民的经济活动不应该、也不可能全面地介入,政府也没有精力和资源面面俱到,管得过死,而只能进行面上的调控,现在我们把他叫做“宏观调控”。清政府对清水江流域的经济开发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雍正年间开辟“新疆”以及以后的疏浚清水江,张广泗大量募征民夫,排除上自清水江下司,下至湖南沅江黔阳一线的礁碍,以利木材流通。为木材采运贸易的繁荣创造了有利条件,使一个经洞庭湖水系与全国连成一体的市场网络得以形成。二是建立各种行之有效的市场制度,使清水江流域木材贸易的秩序得以建立。这就是本文试图探讨的在清水江流域木业商品市场形成与社会经济、文化及人们生活方式转变过程中,清朝政府对清水江流域林业市场经济调控法律制度的建立和作用等问题。  
      一、 轮流“当江”制度的建立  
      清水江的木材贸易,历史上就是以特色方式来进行的。轮流“当江”制度有点像西方国际组织的“轮职主席国”制度,是黔东南清水江木材采运活动中首创的最为核心的一项制度。早在“当江”制度确立之前,清水江下游一带经历了一个沿江村寨自主“当江”,木材商人自发采买和集散发运的过程。沿江村寨都不同程度地享有木材贸易活动所带来的经济利益。  
      (一)“当江”主体的条件  
      清水江把锦屏县天然分成由西向东北为中线的中间低、两头高的地形,再加上其他支流汇入清水江,这就构成了十分便利的水上运输网络,原木排放的天然条件十分优越。清水江两边支流流域的黎平、剑河、天柱,甚至台江、雷山等各地的木材都可以随支流来到清水江,汇集到锦屏的木材总市卦治、三江(原来叫王寨)和茅坪,再由清水江运到长江下游和江淮地区出售。从地理位置上看,清水江顺流而下,依次经过卦治、王寨、茅坪,3个村寨之间的距离均不到10公里,再加上卦治之下有清水江支流小江自北向南在王寨附近汇入,而在王寨与茅坪之间又有另一条重要支流亮江自南向北注入清水江,这就使得三寨很自然地成为清水江下游最为便利的木材集散地。当江制度尚未确立之时,木材的贸易活动就以物易物的形式已经在三寨悄然进行,随着清水江木材交易的繁荣,水上通道的运输价值也显现出来,因清水江在锦屏段以上只能放小型木筏,其支流都是单根流放(俗称“赶羊”),木材到卦治后,以下河段水面较宽,便把单个原木收集起来,扎成中型木排,由排工筏运到下游。清水江自锦屏段到天柱远口以下,河面宽阔,木材可以用较大型木排出清水江,所以大量客商涌入清水江下游进行木材贸易。清初开辟“新疆”之后,在地方官府颁布法令和介入之下,确立了一个卦治、王寨、茅坪三寨“岁以一寨人掌其市易,三岁而周”的制度是有历史和经济原因的。  
      据民间文献《夫役案》记载:  
      “雍正年间,军略张大人开辟清江等处,兵差过境,愈难应付,酌于木客涯运之附寨,三江轮流值年,量取渔利,永资公费,沿江别寨均不准当。咨部定案,有碑存据。”  
      而“三寨轮流轮值之年,谓之当江”,这就是清水江木材采运中极其核心的“当江”制度。卦治、王寨、茅坪三寨也惯称“三江”,成为官府认可或指定的“当江”之处,有着其客观的必然性:  
      首先,三寨成为可以分别控制清水江、小江和亮江的重要门户。在清嘉庆十八年(1813年)记载:三寨“滨临清水江,周围千余里,盘曲而来,与台拱、清江、古州等处苗寨,犬牙交错,山深箐密,出产木植。向来运木至该三寨停泊。各省木商齐赴三寨购买”,成为清水江下游木材汇集中心。  
      其次,自明代以来,王朝国家的统治力所达之处也基本上在三寨一带的清水江下游边缘地区,直到开辟“新疆”前后,在地方官员的眼中,三寨都是与“生苗”交界的过渡地带。“向者生苗未归王化”,成为三寨担负着沟通“生苗”与木商关系的有利条件。  
      再次,三江一带又是黎平、镇远两府之间南北往来大道与清水江相交合的水陆要冲,开辟“新疆”时王朝政府在三江分别设立了塘汛,以为控制清水江下游门户的要地。这些都成为官府对三寨“当江”地位的认可或确定的首选条件。  
      (二)“当江”与“搬江”  
      对于地方官府来说,三江轮流值年当江制度的确立,无疑主要是基于政治层面考虑和制度安排的。但对于三寨来说,当江制度带来的是对清水江木材采运经济利益和社会资源的更高层次分配的某种特权。关于“当江”的一些具体细节,嘉庆六年(1801年)卦治人镌刻于石碑的一则官府公告(即该年12月27日后兵部侍郎兼都察院都附御史巡检贵州等处地方提督案务的判词)① ①《卦治木材贸易碑》,载姚炽昌选辑点校,锦屏县政协、县志办编:《锦屏碑文选辑》,第42页。中有这样的描述:  
      “照得黔省黎平府地处深山,山产木植,历系附近黑苗陆续采取,运至茅坪、王寨、卦治三处地方交易。该三寨苗人,邀同黑苗、客商三面议价,估着银色。交易后,黑苗携解回家,商人将木植即托三寨苗人照夫。而三寨苗人本系黑苗同类,语言相通,性情相习。客商投宿三寨,房租、水火、看守、扎排,以及人工杂费,向例角银一两给银四分,三寨穷苗借以养膳,故不敢稍有欺诈,自绝生理”。  
      当然,三寨值年当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特别是在为买卖双方“劝盘”并最后“喊盘定价”的环节中,主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民间有“一口喊断千金价”的说法,这正好反映了买卖双方在交易过程中,主家可能对他们各自经济收益产生巨大影响。因而在实际的木材交易活动中,当江的三寨主家具有相当的权威性,而且这种权威从交易延伸到了市集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如《奕世永遵》石刻,就是在山贩和其他大商似乎都没有(很可能也无权)参与情况下,有特殊地位的“三帮”与有当江特权的卦治主家商议制定的一则江规[3]90。  
      同时“当江”制度表现出极为突出的两个特点,其一就是作为区域中心市场的卦治、王寨、茅坪轮流值年当江,一年一寨,秩序井然。且后来这一制度得到了更为明确的表述,即三寨各按甲子分配值年当江。当地一句谣谚说:“子午卯酉茅坪江,辰戌丑未王寨江,寅申巳亥落卦治,三江轮流开木行。”另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三寨轮流值年当江的制度,所必然带来一种十分独特的现象,即所谓“搬江”。每年一届的“搬江”,是清水江木材采运区域中心市场的一次大规模制度性转移。在道光初年,因木商使用冲铅低潮银两入江购木而引发的“白银案”中,作为主要受害者的上河山客在诉词中称:“三江买卖,不下数百万金,生理银色,亏其大半,平轻少得十余金,遭害匪轻。欲指客名告究,则三帮五勷,不下千人,均用低潮一色难以枚举。”可以想象,即使“三帮五勷,不下千人”只是来自下河木商的一个概数,如果再加上“相隔窎远,难于齐议”的山客人众,以及上下河大批难以数计的排夫,那么,对于值年当江的“三江”而言,每个村寨无疑都有每隔2年1次极其重要的“帆樯接踵”“沽客云集”的商贸机会。研究表明黔东南苗族侗族传统的划龙舟、斗牛活动都和当地大小集市的商业贸易有关,当时的人们就知道“文化搭台,经济唱戏”。 
    编辑:秋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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