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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经济史学百年历程与走向(2)

    发布时间: 2016/7/18 14:48:09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历史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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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顾中国经济史学一个世纪以来发展的历史,我们从中获得什么启示,应该如何把握经济史学科的走向呢?以下简单谈三个方面的问题。

    1、研究重心的转移和研究领域的调整

    从中国经济史学发展的历史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无论马克思主义学者,或者是非马克思主义学者,基本上都把研究的重点放在社会经济形态、生产关系或经济制度方面。这是很自然的,因为这时的中国处于社会革命和剧烈的生产关系的变革之中,与此关系密切的问题理所当然地吸引着众多的研究者。而在近二十年,研究重点逐步向经济发展,向与经济建设和现代化有关问题的转移。这和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转移是密切相关的。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不但在大陆,而且在台港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两者大体同步,而台湾要比大陆还要早些。因此,这应该视为发展的必然趋势。其实,在革命胜利以后经济史研究就应该自觉地逐步实现这种转变;它实际上因为长时期的“左”的干扰而被耽搁了。但这种转变毕竟是不可阻挡的。在新世纪到来的时候,这种趋势将会更加明显。对于这一点,我们应当有清醒的认识。现代化是当今中国的时代主题,因此,在相当长时期内“传统经济与现代化”将成为中国经济史学科的中心课题。

    中国经济史学科,不但要有它的主体,而且要有它的两翼。中国传统经济是一个多元交汇的体系,它主要由农耕文化、游牧文化组成,同时也包含了海洋文化的成分,农耕文化在其中占居主导地位。但我们以前偏重对汉族和发达地区的农耕文化的研究,忽视对以游牧文化为代表的少数民族经济和海洋文化的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无疑应以农耕经济的研究为主体,但还要有少数民族经济史和海洋经济文化史的研究为两翼,否则难以全面反映我们这个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全貌。前些年,厦门大学的杨国桢先生提出要建立海洋社会经济史学科,并指导研究生分工进行有关专题的研究,最近已经出了一批专著和论文。在海峡的对岸,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也每隔两年组织一次海洋发展史的研讨会,出版相应的论文集。可见,海洋史的研究已经引起海峽两岸学者的重视,并取得重要成果。相比之下,虽然也有学者呼吁加强少数民族经济史的研究,但它始终仍处于分散零星研究的状态,没有整合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史分支学科。现在中央已经作出加快中西部开发的决策,加强少数民族经济史研究,显得越来越迫切了。

    2、研究视野中的“分”与“合”,“断”与“通”

    八十年代以后,中国经济史学存在着两种并行不悖的倾向——“分”的倾向和“合”的倾向。所谓“分”,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理论方法的多元化;二是指学科的细分,最明显的表现是区域史、部门史和专题史研究的兴起,不再笼统地以整个中国或整个经济为研究对象。所谓“合”,也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指不同学科、不同学派理论方法的相互渗透;二是指全方位、长时段综合考察的研究视角。不是把经济因素孤立起来研究,而是从经济与社会、文化、自然的相互关联中去研究它的发展;不是把中国经济史孤立起来研究,而是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中去研究中国经济的发展;不时把某一时段孤立起来研究,而是瞻前顾后,同时考察它的“来龙”与“去脉”。以上这些趋向在新的世纪仍然会继续下去。但尤其值得注意和强调的是综合和贯通的研究。

    为什么要强调综合和贯通的研究?理由很简单,因为历史是人的活动,而人是离不开社会和自然的;历史是个整体,历史是条长河,人们为了研究的方便,从中抽出一小段、一小块来研究,这是必要的,但不要忘记,这只是历史整体和长河中的一部分。过去范文澜对写通史提出“直通”、“旁通”和“会通”的要求。我们不可能每个人都写通史,但我们应该要求研究每一个问题都有“通”的眼界,“瞻前顾后”,“左顾右盼”。经济史研究需要而且必须从具体问题入手,但研究者要有大眼光。有了“通”和“合”的眼光,“分”才不会成为“瞎子模象”式的研究。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发展”和“现代化”的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过去偏重于物质层面,偏重于产量的提高。但人类在物质文明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产生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因此经济与环境、资源、人口、社会等协调的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成为我们的基本国策。在这种情况下,综合性的科学研究已经成为不可抗拒的潮流。我们的研究应该适应这种变化,注意研究中的综合与贯通,也就是逐步回到太史公“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研究理路上来。

    3、经济与历史,实证与理论

    经济史既是经济学的分支学科,又是历史学的分支学科。经济史研究需要经济学理论的指导,应该鼓励把经济学理论、包括西方经济学理论应用到经济史研究的各种尝试,努力使经济学和经济史结合起来;但不能把经济史变成经济学理论的推导和经济学模式的演绎。经济史学科应该建立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应该立足于史学。中国史学实证的传统比较深厚,那种建立模式进行理论演绎的“新”派作风不容易在中国生根。我们应该发扬这种实证的精神,为此需要大力加强经济史资料的发掘和整理。经济史要凭材料说话,经济史资料的收集整理是第一位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史学科、尤其是近代经济史学科的巨大发展,是从资料的系统收集整理和研究开始的。我们经济所之所以在经济史界享有崇高的声誉,就是由于老一辈学者在收集整理资料中下了大工夫,使他们的整个研究建立在扎实可靠的基础上。他们编的一套近代经济史资料,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学者,使我们受惠至今。在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出版方面,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如果我们能够充分利用计算机、网络等高新技术,这一工作将会事半功倍,如虎添翼。

    在一部分经济史研究者中,在注意实证研究的同时出现了忽视理论的倾向。这大概是对以前教条主义泛滥的一种反动。但经济史研究者如果不加强理性思维,经济史研究如果不重视理论的概括,研究水平很难提高。有人说,理论是灰色的,只有生活之树常青。我说,建立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理论,与生活血肉相连、水乳交融的理论也是常青的。又有人说,在历史研究中,历史事实的叙述比历史事实的解释更为重要。我认为,历史研究诚然首先要把事实搞清楚,这是最基本的工作,但对历史事实的叙述不应该满足于现象的罗列,而应该找出它们的内部联系,展示它们的发展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叙述也应该包含了解释。这就离不开理性思维和理论概括。在经济史研究中,我们既要继续破除西欧中心论,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就指导经济史研究而言,还没有比马克思主义更加高明的理论,我们应当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学术实践中,通过对丰富生动的中国经济史料的分析研究,做出新的理论概括,建立符合中国历史与现实的经济理论,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和中国经济史学。作者: 李根蟠
    编辑:秋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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