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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鉴学派与环境史学(1)

    发布时间: 2011/9/1 9:05:19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中国读史网
    文字 〖 〗 )
    环境史学以生态学为基础。着重探讨历史上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以自然为中介的社会关系。环境史学率先在美国兴起,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环保运动的推动下产生的,并受到了美国西部史学和年鉴学派的明显影响。所以,美国学者在追溯环境史学的源头时,往往要提到环境史学与西部史学、年鉴学派之间的亲缘关系①,但均语焉不详。环境史学与西部史学之间的关系,笔者曾经略有提及②,另拟专文进行梳理。本文仅对环境史学与年鉴学派之间的关系略作探讨。



        曾华璧:《论环境史研究的源起、意义与迷思:以美国的论著为例之探讨》,《台大历史学报》第23期,1999年6月,第424页。


        ②  高国荣:《对环境问题的文化批判——读唐纳德·沃斯特的<尘暴>》,《世界历史》2003年第5期;高国荣:《环境史学对自然灾害的文化反思》,《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4期。  


        一



        年鉴学派对环境史学的启示,首先在于它重视自然地理因素对历史发展的作用。年鉴学派所以重视这种作用,与法国历史学地理学化的传统有很大关系,而该传统可以“上溯到16世纪法国著名历史理论家波丹(1530—1596年)”,但只是从孟德斯鸠“开始才具有了真正的史学研究形式”①。法国史学界非常善于从法国地理学中汲取理论养分,并受到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法国地理学的影响。

        自近代以来,法国地理学与德国地理学就形成了双峰对峙、二水分流的格局。法国的维达尔学派与德国的拉采尔学派交相辉映。与德国不同的是,法国地理学界没有在是否应该把地理学分为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两支这个问题上纠缠不休,而一贯主张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密不可分的有机联系。另外,法国地理学区别于德国地理学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反对德国学者拉采尔的地理决定论,而主张地理或然论。维达尔学派认为,在同样的环境条件下,人们并不会选择同样的生活方式,因此在人地关系中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他们更倾向于强调“由于不同文化和个人决定所产生的人地关系中的不肯定因子”,认为“自然并不决定人应该做什么,但决定一些有限定的可能途径,人可从中选择”②。

        年鉴学派对自然地理条件等结构因素的重视,与法国地理学的影响不无关系。勒高夫提到,年鉴学派从其他学科受益良多,“其他社会科学,首先是指地理学”③。他承认,法国的地理学对“年鉴学派的领袖人物——吕西安·费弗尔、马克·布洛赫和费尔南·布罗代尔有过很大影响”④。

        吕西安·费弗尔多次倡导人文地理学与历史学之间的结合。1922年,应法国新史学的先驱——贝尔之邀,他撰写出版了《大地和人类演进:历史学的地理引论》(A Geographical Introduction to History),该书成为沟通历史学与地理学的桥梁⑤。布洛赫在《朗格多克地区的农民》一书中,以大量篇幅叙述当地的自然环境。1949年,布罗代尔出版了《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该书分为3个部分,其中第一部分的标题是“环境的作用”,该部分“论述一种几乎静止的历史——人同他周围环境的关系史。这是一种缓慢流逝、缓慢演变、经常出现反复和不断重新开始的周期性历史”⑥。到年鉴学派第三代那里,以拉杜里为代表的学者已经尝试从生物学、人类学角度来研究人类的历史,并带动了对疾病医疗史、体质史、灾害史、气候史、性史等的研究。


    ①  姚蒙:《法国当代史学主流——从年鉴派到新史学》,三联书店(香港)1988年版,第5页。
    ②  R.哈特向:《地理学性质的透视》,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57页。
    ③  雅克·勒高夫:《<年鉴>运动及西方史学的回归》,《史学理论研究》1999年第1期,第123页。
    ④  R.夏蒂埃、J.勒高夫、J.勒韦尔、P.诺拉主编:《新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3页。
    ⑤  姚蒙:《法国当代史学主流——从年鉴派到新史学》,第34页。
    ⑥  布罗代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版序言,第8页。

        年鉴学派对环境史学的启示之二,还在于它的总体史观念。在年鉴学派看来,实证史学将政治事件史、政治精英史看作历史的全部,以偏概全,是对历史的肢解,“从而离科学历史认识越来越远”①。布洛赫提出,“惟有总体的历史才是真历史,历史研究不容画地为牢,若囿于一隅之见,只能得出片面的结论”②。总体的历史包括人类社会的各个层次: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年鉴学派的这一主张可以从其于1929年创办的《经济与社会史年鉴》杂志的发刊词中体现出来。费弗尔和布洛赫指出,他们所以采用经济史和社会史的提法,其中的一个缘由就在于这两个词比较模糊,涵盖面较宽,可以包容各种跨学科的研究。1946年,《年鉴》杂志更名为《经济、社会、文明年鉴》,使这一杂志更加具有包容性。勒高夫指出,“任何形式的新史学都试图研究历史总体。”③依照总体史的观念,自然史、生态史和环境史就必然应该纳入新史学的研究范畴。无疑,环境史属于新史学衍生的分支,是实践和贯彻新史学理论主张的必然结果。正如有学者指出,“新史学希望建造一种置身于社会时间中的、无所不包的人的科学,某些伟大的生物学家希望把生物学的历史改造成一种研究工具,并把他们的研究扩大到包括历史学、地理学、人类学、社会学、人口学在内的人类生态的范围,这两种努力的汇合预示着广阔的前景。新史学在这里起着决定性的作用。”④尽管年鉴学派并没有提出生态史和环境史这一概念,但他们非常重视自然地理环境等结构因素的作用,他们的一些著作为许多美国环境史学家倍加推崇。

        撰写总体史,就必然离不开跨学科研究。跨学科研究是战后学术发展的一个趋势,学科之间的相互交叉渗透不仅体现在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内部各学科之间,而且甚至还突破了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界限,产生了包括环境史学在内的许多新的学科。就环境史而言,与它联系特别密切的学科包括生态学、环境科学、地理学、地质学、人类学、考古学、社会学、伦理学、经济学等。仅就人类生态学而言,它包含一些公认的假设:“1.社会是由许多相互依存的生物群落构成的,人类只是这许多物种之中的一种。2.复杂的因果关系及自然之网中的反馈,使得有目的的社会行动产生许多意外的后果。3.世界是有限度的,因此,对于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以及其他社会现象,都存在着自然和生物学上的潜在的限制。”⑤这些原则也都是大量的环境史著作反复要说明的一些道理。

        年鉴学派对环境史学的启示,还在于它强调历史和现实之间的联系,“强调今昔之间的相互作用,毫不犹豫地认为当代实践能昭示历史上迄今未引起注意的种种联系”⑥。布洛克提出,要“通过过去而理解现在,通过现在而理解过去”⑦,他认为,即使历史学可以被定义为处在时间长河中的人的科学,那也并不意味着历史学家可以埋首故纸堆而不理会现实。费弗尔则反复提到,历史学既是关于过去的科学,也是关于现在的科学⑧。布罗代尔也多次


    ①  姚蒙:《法国当代史学主流——从年鉴派到新史学》,第53页。
    ②  布洛克:《历史学家的技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39页。
    ③  勒高夫:《新史学》,见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94页:
    ④  勒高夫:《新史学》,见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沦视野》,第114页。
    ⑤  弗雷德里克·H.巴特尔:《社会学与环境问题:人类生态学发展的曲折道路》,《国际社会科学杂志》第4卷,1987年第3期,第13页。
    ⑥  保罗·利科:《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37页。
    ⑦  姚蒙:(法国当代史学主流——从年鉴派到新史学),第46页。
    ⑧  保罗·利科:《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第37页。


        重申费弗尔的观点,认为现实和过去应该互为说明①。尽管历史学家对于历史认识的目的的长期争论不休,但越来越多的学者都在走历史研究与现实相结合的道路,他们承认,研究历史绝不是为了要将历史当作一种文化装饰品以附庸风雅,而是要将它作为了解社会的有力工具。只有在求真的基础上为现实需要服务,历史研究才有意义和前途。历史研究和现实的结合,有利于发挥历史学的社会功能,它也说明人对过去的认识深度受当前现实条件的制约,这也正是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著名命题的要义之一。环境史学之兴起,受到了现实社会因素的推动。而研究环境史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让人们理解当前人类面临的生态困境。

        年鉴学派对环境史学的启示还在于对结构因素的重视。布罗代尔在《历史学和社会科学——长时段》一文中说:“史学不仅能够分离出结构,而且它所首先感到兴趣的也正是这一任务”,在史学家眼里,一个结构也许是一种组合,一个建筑体,但更是一种现实,时间对这种现实的磨损很小,对它的推动也非常缓慢。某些长期生存的结构成为世代相传的稳定因素:“这些结构在历史中到处可见,它们阻碍着历史因而也支配着历史的进程。”他同时提到,“结构并不仅仅是一个由一系列因素组成的协调一致的整体,在这一整体中只要有一个因素发生了变化就将导致所有其他因素的变动。这样一个整体,事实上只有在它满足了其他条件时才会使史学家感兴趣,特别是这一整体应当维持一个长达数世纪的时期,应当成为一种长时段的现象。”②在布罗代尔那里,研究对象的重要性依据它们存在的时间长短而有所区别,“对象的存在时段越久,时段赋予对象的重要性也就越大”③。研究对象因此可以分为结构、情势和事件。地理环境、生理现实、生产方式、文化心态都属于结构的范畴,它们在许多历史现象或事件的背后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因此就必须深入到这些幕后和深层结构中去探索、分析和解释真正的历史活动。

        布罗代尔承认,“我感兴趣的是几乎不动的历史,重复的历史,被波动和事件的表面覆盖着的历史。”④他认为,结构决定历史,环境决定历史。人不创造历史,人只是历史的承受者⑤。有人据此批评布罗代尔是环境或生态决定论者。笔者以为,这种批评是断章取义,并不具有说服力,因为布罗代尔说这番话的意思还是要强调结构因素的重要性,而这里的结构既包括自然生态结构,也包括社会结构,这两种结构对历史进程的作用也不能等量齐观,起更多作用的还是社会结构。人与自然之间总存在作用与反作用,承认这一点,就不会把布罗代尔承认自然作用的主张等同于生态或环境决定论。事实上,生态或环境决定论恰恰是年鉴学派所要反对的。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年鉴学派与环境史学都反对极端的“自然决定论”或“文化决定论”,主张或然论,承认人与自然之间变动不居的关系。 


    ①  布罗代尔:《历史和社会科学:长时段》,见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第61页。
    ②  R.夏蒂埃、J.勒高夫、J.勒韦尔、P.诺拉主编:《新史学》,第262页。
    ③  R.夏蒂埃、J.勒高夫、J.勒韦尔、P.诺拉主编:《新史学》,第288页。
    ④  鲍绍霖、姜芃、于沛、陈启能:《西方史学的东方回响》,社科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04页。
    ⑤  保罗·利科:《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第22页。

       
        美国环境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把环境史研究分为三个层次,即自然生态、生产方式、自然环境观念①,他的主张基本被美国环境史学界所接受,尽管克罗农、麦钱特为这一模式添加了历史叙述和人口生产等新内容,但这些添加都只是对沃斯特范式的局部修正。沃斯特所提出的自然生态、生产方式、自然环境观念,都属于年鉴学派所说的结构因素。但应该看到,沃斯特不仅从年鉴学派,而且也从人类学等多种学科汲取了养分,这是沃斯特在他的文章中曾经多次提到的。

        年鉴学派在《经济与社会史年鉴》发刊词中就提到,不崇尚方法论和理论的空谈,而强调个案和具体的研究②,他们并不认可以宏大叙事闻名的汤因比,他们提到,“汤因比的历史观虽然以其高屋建瓴和无所不包令人炫目,但这种历史必定因采用大量第三手材料和不费力气的泛泛空谈而搞成一笔糊涂账,这绝不是我们的治学方法。”③在这个问题上,环境史家和年鉴学派也比较一致。迄今为止,大部分环境史著作都是选择一个特定的地区为研究对象,从事具体的实证研究,而关于环境史学理论的探讨则还需要大力加强。对微观研究的重视,也使环境史学与年鉴学派面临同样的困境,即历史的碎化。

        年鉴学派的理论和方法为环境史提供了不少启示。不仅如此,年鉴学派中以拉杜里为代表的学者在自然生态史研究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拉杜里作为年鉴学派第三代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对气候、人口、瘟疫等问题饶有兴趣,并有大量的成果问世。他于1967年出版了《公元1000年以来的气候史》一书,《静止的历史》(1967)、《疾病带来的全球一体化》(1973)、《危机和历史学家》(1976)等论文④,都着重探讨了14世纪以降瘟疫在欧洲和美洲的横行肆虐及其所引起的生态和人口危机。而《蒙塔尤》(1982)一书第一部分题为“蒙塔尤的生态”,作者详细介绍了朗格多克地区地形地势、动植物分布、人口及其心态等。拉杜里在人口—生态问题研究方面的卓越建树,使他荣膺为剑桥大学出版社《环境与历史研究》(Studies in Environment and History)系列丛书的惟一海外(美国以外)特约编委。该丛书是迄今为止最负盛名的环境史系列丛书,其编委会成员包括唐纳德·沃斯特、阿尔弗瑞德·克罗斯比(Alfred Crosby)、卡罗琳·麦茜特(Carolyn Merchant)、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 Neil)等美国著名环境史学家。


    ①  Donald Worster,“Do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in Donald Worster,ed.,The Ends ofthe Earth:Perspectives on Modern Environmental History,p.293.
    ②  张广智:《西方史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73页。
    ③  勒高夫:《新史学》,载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第100页。
    ④  拉迪里:《历史学家的思想和方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年鉴学派对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视,还表现在《年鉴》杂志1974年的“历史与环境”专刊,探讨的内容涉及气候、瘟疫、地震、灌溉等方面,篇幅达到100多页(第537—647页)。拉杜里为该专刊撰写了一个简短的前言,他指出,“环境史把历史编撰学中最古老和最时新的话题结合到了一起。瘟疫和气候变化,是人类生态系统中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一系列自然灾难,或是出于缺乏远见,或是由于人类将其妄想强加于自然身上而造成的;人口激增和工业对资源的过度消费和掠夺,都导致了自然破坏;城市垃圾和工业废物引起空气污染和水污染;城市化的迅猛推进,又会使城区出现交通堵塞和噪音。”拉杜里认为,对这些层出不穷的环境问题的历史探讨,绝不是转瞬即逝的风尚,而是通向生态史的一个组成部分①。

        尽管该专号在法国历史学界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但应该看到的是,“专号中的文章大都是外国学者写的,而且作者大都不是历史学家,而是一些地理学家、经济学家和人类学家。这些文章肯定没有让法国史学界扫兴,但也不能就此断言法国历史学从此就完全被环境问题裹挟而去了”②。在该专号推出之后直到现在:《年鉴》杂志并没有继续推出关于环境问题的专刊。不仅如此,《年鉴》杂志关于环境问题的文章在数量上并没有什么增加。据麦克尼尔统计,《年鉴》杂志在1974年以后,“几乎没有再发表过可称为环境史的文章。1989—1998年间只发表过4篇,此后就连1篇都没有了”③。

        法国环境史学家热纳维耶芙·马萨-吉波认为,把年鉴学派看作是环境史的先驱是值得商榷的。持类似观点的还有美国环境史学家约翰·麦克尼尔,他说:“在非常有限的程度上,年鉴学派从事的是环境史研究。尽管在1974年以前,他们从未采用这一术语,他们也没有想到这些术语,然而他们的方法对环境史学家却是一个很大的鼓舞。”④所以我们也不可夸大年鉴学派对美国环境史学的影响和美国环境史学对法国历史学界的影响。法国历史学界大多不用“环境”(Environment)一词,而用“境地”一词。直到现在,法国自称为环境史学家的学者和加入欧洲环境史学会的历史学者的人数都还非常有限⑤。


    ①  Donald Worster, "Doing Environmental History", in Donald Worster, ed., The Ends of the Earth : Perspectives on Modern Environmental History, pp. 291—292.
    ②  热纳维耶芙·马萨-吉波:《从“境地研究”到环境史》高毅、高暖译,《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2期,第131页。
    ③  J. R. McNeill, “Observations on the Nature and Cultur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o vol. 42, no. 4(Dee 2003 ), p. 6.麦克尼尔并没有说明,他用以判断文章与环境史是否有关的衡量标准,因此笔者对以上数据.多多少少持怀疑态度。另外,笔者也见到一种完全相反的说法,比如伊格尔斯就提到,“在60年代和70年代初的《年鉴》中关于气候和生物学方面的,以确凿事实为依据的文章比比皆是”,见伊格尔斯:《欧洲史学新方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95页。
    ④  J. R. McNeill, "Observations on the Nature and Culture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 History and Theory :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voi.42, no.4(Dec 2003), p. 14.
    ⑤  包茂宏:《热纳维耶芙-吉波教授谈法国环境史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2期,第121页.
    编辑:秋痕

    常州学派史学思想研究(5)
    年鉴学派与环境史学(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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