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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史辨派与辨伪学(2)

    发布时间: 2010/8/10 11:40:56 被阅览数: 次 来源: 中国读史网
    文字 〖 〗 )

    2)辨伪学理论的总结与开拓

    梁启超接传统遗脉,采西学精理,在文献辨伪领域实现了新的突破。如上文所述,梁启超在古籍考辨上作了许多具体实践工作,且创意迪出,在古籍考辨方面取得了很多感性成果。尤为可贵的是,他在此基础上又作系统的理性思考,对古籍辨伪总结归纳出规律性的认识,既集前贤古籍辨伪理论之大成,又为新时期文献考辨建立了理论规模,为后人进一步考辨文献真伪提出了系统的理论指导,具有很高的科学价值。这也是他在辨伪学领域做出的最大的贡献。

    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先后撰写了《中国历史研究法》(1921)、《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24)、《古书真伪及其年代》(1927)等著作,一方面反映了他辨伪思想的发展过程。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著作还以近代科学演绎、归纳等方法,以实事求是的科学眼光构建起了他科学的辨伪学理论体系:在这几部书中,他在前人理论总结的基础上对辨伪的必要性、伪书种类、作伪原因、辨伪的方法、伪书的价值等等,都作了更进一步的系统阐述:

      

    1、古籍辨伪思想的发展及辨伪理论体系的构建

    从《中国历史研究法》到《古书真伪及其年代》,显示出粱氏辨伪思想的发展变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梁氏谈到了伪书的概念,指出辨伪的必要性:苟无鉴别伪书的识力,不惟不能忠实于史迹,必至令自己之思想途径大起混乱。也叙说了伪书出现比较集中的几个时期并简要说明其原因。此期最重要的是提出了辨伪的十二条公例。这十二条分为据具体的反证据抽象的反证两类,显得简洁实用[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见《饮冰室合集》第10册,第83100页。]。到《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清代古籍辨伪部分,关于辨伪的必要性,进一步提出,无论做哪门学问,总须以别伪求真为基本工作。因为所凭借的资料若属虚伪,则研究出来的结果当然也随而虚伪。求真为学者的责任。把古书真伪及年代辨析清楚,尤为历史学之第一级根据,显然提高了对其重要性的认识。他认为好古是中国人的特性之一,什么事都觉得今不如昔,凡出口动笔,都喜欢借古人以自重,因此,好古便成为中国伪书发达的总原因。他进一步把伪书泛滥分为六个时期,并初步分析了各个时期的特点,其中指出大抵宋元间,伪书较少:因为他们喜欢自出见解,不甚借古人为重,尤具新义。所述检查古书真伪的方法与前书相比,作了一定的概括抽象,显示出更强的理论色彩。本书还将伪书归为十个大类,在伪书的类别问题上,取得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到1927年出版的《古书真伪及其年代》,梁氏的认识达到了全面的深化和系统。他以专书的形式论述古籍真伪问题,其容纳量、系统性、全面性均大大超越前两书。全书分三卷:卷一为总论,作为全书的总纲,专门讨论辨伪学的重要理论问题。涉及辨伪的意义,伪书的种类、来历,辨伪学的发展历程,辨伪的方法,以及伪书的价值等理论问题,使以前的认识更加精密化、体系化。如第一章,梁氏从史迹、思想、文学三个方面分析了伪书所造成的严重危害,认为伪书会使人类进化系统、时代思想紊乱,使社会背景、学术源流混淆,还使学者枉费精神。以此说明考辨古书真伪的必要性。因此,研究中国学问,尤其是研究历史,先要考订资料,后再辨别时代随后研究本国书籍才不会走错,不会上当。”[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见《饮冰室合集》第12册,第13页。]再如第四章讲辨伪的方法,他以胡应麟《四部正讹》为基点,将其归纳出两个系统,即就传授统绪上文义内容上进行辨别,详略重轻,却各不同,远非胡氏原著所能容纳。卷二卷三是分论,以卷一的理论来具体分析《易》、《书》、《诗》、《礼》、《春秋》等十一部重要典籍的真伪,从而使全书既有理论又有实践,二者相得益彰。该书既是梁启超辨伪理论的最高成就,同时又由于所论贯穿古今,阶段分明,脉络清晰,较前人远更全面系统,故此书被视为我国近现代文献辨伪的第一部理论专著,成功地构建起了辨伪学的理论体系。

    2、辨伪理论的主要内容及其与《四部正讹》的关系

    梁启超的辨伪学理论体系是在吸取晚明胡应麟的成果加上自己的理性总结并创造性的发展而建立起来的。胡应麟在《四部正讹》一书的前后部分,比较简要地提出了一系列的辨伪理论原则,主要涉及伪书产生的原因、伪书的种类、辨伪的方法以及伪书的范围和伪的程度。这些内容都为梁启超所吸取,而梁氏的论证比起胡应麟来则更显系统和缜密,且不乏创见。胡应麟在所著书的前部将伪书的原因、动机及种类笼统地提出21条,其理论具有笼统和模糊的性质。梁启超在书中则将伪书种类和出伪原因分别详论,特别是将伪书出现的原因归结为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的原因尤具特色。所说客观原因,是指无意作伪,其动机本不坏。具体包括好古、含有秘密性、因秘本偶然发现而附会、因篇中有某人名而误题、因书中多述某人行事或言论而得名、不得主名而臆推妄题、本有主名因不察而妄题、类书误作专书、注解与正文同列而混入正文、献书时求增篇幅、后人续作、编辑之人无识贪多等;主观上带有肮脏动机的有意作伪,包括:托古、邀赏、争胜、炫名、诬善、掠美六项。两相比较,不难看出梁氏在《四部正讹》基础上的创造性发展。

    在辨伪方法上,梁启超在书中将胡氏的意见列于卷首,并说他发明了辨伪的几个大原则,大概都很对。然后将胡氏的方法按注重书的来历和按注重书的本身两种因素归纳为两个系统,即甲、就传授统绪上辨别,乙、就文义内容上辨别。胡氏提出的方法实际只是一些原则上的条款,并没有展开作充分的论说。梁启超则列举出翔实的材料做出了深入细致的解读,如甲类第一条,相当于胡氏的第一条,他列举出《子夏易传》、《子贡诗传》、《连山》、《归藏》、《伪古文尚书孔安国传》等文献进行说明,详细而具体。特别是他对乙类方法的论述,认为最须用很麻烦的科学方法,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从字句缺漏处辨别,()从抄袭旧文处辨别,()从佚文上辨别,()从文章上辨别,()从思想上辨别。这些条款虽在胡应麟书中已经提出,但胡氏的语言仅此而已。梁启超则对这五类方法作了非常有价值的详尽的论说,他在每一类下都分出子、丑、寅、卯等小目,其下又分出ABCD子目,有的条款还分abcd第三级子目。如第一类中用后代的事实或法制条,下分二种:(A)用后代的事实,(B)用后代的法制。用后代事实下又分三种:(a)事实显然在后的(b)预言将来的事显露伪迹的(c)伪造事实的。如此条分缕析,步步深入,就把问题分析得非常透彻。

    除以上明显与胡应麟辨伪理论有关系的内容外,梁启超辨伪理论体系中还包括胡氏著作中所没有的东西。如关于辨伪的必要性,中国辨伪学的历史发展过程,对伪古籍价值的认识三方面:梁启超指出,几千年来,许多学问都在模糊影响之中,不能得忠实的科学根据,伪书所误,实为最大原因,因而从史迹、思想、文学三方面所受的影响来说明辨伪工作的重大意义。此论虽嫌绝对,但对于提高人们的认识,作用非小。他在辨伪学的发达一章中,系统概述了自古及今的辨伪历史,总结出了不同时期辨伪发展的不同特点,系统评述了自司马迁至刘知几、柳宗元、欧阳修、朱熹、宋濂、胡应麟、姚际恒、胡渭、崔述、康有为等人的辨伪成就,其分析阶段分明、脉络清晰,给人以自古及今的整体清楚的认识,对于全面清理总结中华传统文化具有重要作用。

    编辑:秋痕

    古史辨派与辨伪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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